最早最完整的官制記錄《周禮》簡介
《周禮》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代各國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減排比而成的匯編。下面是小編為大家帶來的最早最完整的官制記錄《周禮》簡介，歡迎閱讀。
最早最完整的官制記錄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有著光輝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也是世界上歷史記載和歷史典籍最豐富、最完整、最系統的國家。
《周禮》亦稱《周官》或《周官經》，它是儒家的經典之一。儒家把《詩》、《書》、《禮》、《易》、《樂》、《春秋》作為六經。孔子收徒講學時，選用了這些典籍作為教材。不過，孔子所講授的禮、樂和舊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禮、樂已有很大的區別。他認為，《樂》教，可以使人"廣博易良"；《禮》教，可以使人"恭儉莊敬"（見《禮記·經解》）。孔子還說過：
"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在孔子看來，不學禮，便沒有立足社會的依據。因此，必須"立于禮"（《論語·泰伯》）。禮所包括的范圍很廣，從國家的典章制度，直至個人的行為準則。
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禮書，有《周禮》、《儀禮》和《禮記》。《周禮》是講周朝官制的，《儀禮》是講各種典禮節儀的（如冠、婚、喪、祭等具體儀式），《禮記》是孔子學生以及后人傳習《禮經》的記錄，內容有關禮的性質、意義和作用。東漢學者鄭玄分別給《儀禮》、《禮記》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禮"這一名稱。"三禮"都與孔子禮的思想有關，但只有《儀禮》（17篇）是由孔子整理編訂的。
《周禮》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代各國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減排比而成的匯編。由于我國早在夏、商、周時就進入了奴隸社會，而周為奴隸社會的鼎盛時代，所以《周禮》是中國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記錄，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記錄。全書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為上下卷，共12卷。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漢時補以《考工記》。
《周禮》為何人所作，何時產物？歷來也是有爭論的。古文經學家認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經學家認為，它出于戰國，也有人認為是西漢末劉歆所偽造。近人從周秦銅器銘文所載官制，參證該書中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學術思想，多數人認為是戰國時的作品。也有人認為，《周禮》成于漢初。
《周禮》一書，東漢鄭玄撰有《周禮注》，唐朝賈公彥作《周禮正義》，清代孫詒讓也撰有《周禮正義》，這些注釋對后人研究《周禮》提供了參考資料。
周朝的最高統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隸主貴族的總代表。
輔助周王的大官，相傳有太師、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兒子伯禽，也當過周王的師保。在令尊、令彝銘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種官職的總稱，即政務官、事務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諸侯和方國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師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職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稱六卿。六卿經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們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兩側，協助周王處理政務。
周王朝，"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務有密切的關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兒子伯禽也曾任過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處于人神之間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職官吏。太史這一職位，就是商代以來的作冊，周初畢公高曾任過太史，稱為"作冊畢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務總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譜系，也是重要的職務。
六卿還有許多僚屬，各有專職，所以總稱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還設有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銅器銘文中寫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農業生產的。司空在銘文中寫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職事的。
司馬則是管理軍賦的職官。司徒、司馬和司空的職權相當，合稱"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祿，司寇管刑罰，其地位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職。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屬，如屬于司馬的有師氏、虎臣和專管馬的走馬（趣馬）等等，構成專門的官僚系統和集團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澤的，管理市場貨賄的，管理貴族吃、穿、用以及娛樂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專門的官吏。這些各種各樣的官吏，大都是世襲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實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統治區的四面八方，分布著許多封國，所以稱為"四方"，具體地指侯、甸、男等諸侯，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權。有的大國諸侯經周王授予特權，可以調動附近的中小諸侯，從事征伐，捍衛周天子，成為方伯，方伯是一方諸侯之長，不是諸侯的封號。有些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頭銜，如周公和召公就是這樣。
所謂"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無論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結果。
周朝的官僚機構和制度，總的說來，它是從商代"內服"和"外服"兩套官職發展而來的，不過周朝的機構更加龐大了，體制也越系統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貴族，又是宗親，三位一體，就是這種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構成了以周王為首的奴隸主貴族的統治體系。直至封建社會，周朝的官僚機構和制度，還有它的影響作用。《周禮》還包含著古代宗教、經濟政策、哲學與倫理等諸多方面的歷史資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為主，兼收法家和陰陽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思想結構
孫詒讓《周禮正義序》指出：《周禮》在后來皇權時代的'實際運用往往是失敗的。“劉歆、蘇綽讬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踣其祚；李林甫讬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讬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之所以如此，孫詒讓進一步指出：“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幸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其宜哉！”這個批評的對象是《周禮》的后世運用者，而非《周禮》本身；但事實上《周禮》本身在制度設計上就是空想的，并不能真正切合于后來的皇權社會。《周禮》的真正價值不在其制度設計，而在其賴以進行制度設計的更為根本的原則精神。
孫詒讓在《周禮正義序》中點出了“本末”問題：“不探其本，而飾其末。”盡管古今變易，然而“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跡與禮俗之習已耳”。這就是說，“本”是不變之人性，“末”是可變之禮俗。這使人想起莊子借老子之口所說：“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20]”性是“所以跡”，是不變的；禮是“跡”而已，是可變的。
孫詒讓明確提出：“為治之跡，古今不相襲。”對于今天的生活方式來說，《周禮》之“禮”、即其制度規范條文，可以分為三類：有些在今天仍然是適用的，但很少；有些在今天還可以參考斟酌；而更多的則完全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為此，孫詒讓提出“人之性”來解釋《周禮》還具有現實價值。所謂“人之性”，按孟子的思想，主要就是“仁義”，即《孟子》一書開宗明義所提出的“亦有‘仁義’而已矣”（《梁惠王上》）。孟子首次明確地提出了一個觀念結構：仁——義——禮。這個觀念結構的普適意義在于：對于任何社會群體的生存來說，都需要“禮”（制度規范）；然而制度規范的建構及其變動，其根據乃是“義”（正義原則）；而正義原則的最終淵源，則是“仁”（仁愛情感）。
周禮精神
制度規范正當性的根據，是仁愛精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博愛精神。
儒家“仁愛”觀念包括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差等之愛；一體之仁。只談差等之愛，最終會邏輯地導向楊朱的“唯我”，即不再是儒家；只談一體之仁，最終會邏輯地導向墨翟的“兼愛”，也不再是儒家。儒家的“仁愛”觀念，既承認“愛有差等”的生活實情，又通過“推擴”的功夫，超越這種差等之愛，走向“一視同仁”。所謂“推擴”，就是推己及人、推人及物，例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乃至“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這也就是所謂“博愛”，即韓愈所說的“博愛之謂仁”（《原道》）。此乃制度規范之正當性的根據所在。
從差等之愛方面看，兄弟情誼只是儒家倡導的“五倫”情感之一而已，既不能設想對父母的愛等同于對兄弟的愛，也不能設想對禽獸的愛等同于對兄弟的愛；從一體之仁方面看，儒家的博愛不是一種空洞的口號，而是具有充實內容的實質原則，這個原則就是：既承認差等之愛的生活實情，又強調超越了這種差等之愛的一視同仁。
《周禮》的制度設計，體現著儒家的博愛精神。如：
保息制度：“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地官·大司徒》）鄭注：“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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