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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生七言絕句原文、翻譯及賞析
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學習中，大家都對那些朗朗上口的古詩很是熟悉吧，古詩是中文獨有的一種文體，有特殊的格式及韻律。那么什么樣的古詩才是好的古詩呢？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賈生七言絕句原文、翻譯及賞析，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原文
賈生（七言絕句）宋朝王安石
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
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賈生》譯文
賈誼所獻的“謀議”，大體上都能獲得施行，誰能說文帝輕視賈誼呢？
自古以來，不知有多少達官貴人，盡管他們的官爵職位很高，但其言論都被君王廢棄了。
《賈生》注釋
1、賈生：即賈誼（前200—前168），洛陽（今河南洛陽東）人，十八歲時，以善文為郡人所稱。漢文帝時任博士，一年中遷太中大夫。他主張改革政制，頗得漢文帝賞識。后遭受大臣周勃、灌嬰排擠，謫為長沙王太傅，又轉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而死，賈誼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時僅33歲。《史記》、《漢書》有傳。
2、略：大致，差不多。據(jù)《漢書·賈誼傳》載，當時賈誼提出的更定法令等建議，最后多為文帝所采納。故班固謂：“誼之所陳，略施行矣。”
3、君王：指漢文帝劉恒（前179—前157在位）。薄：輕視，虧待。班固謂：“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漢書·賈誼傳》）
4、爵位：官爵和職位。廢：棄置，廢棄。
5、何啻（chì）：何止。啻：僅，止。公卿：達官貴人。
《賈生》賞析
此詩是詠賈誼，通篇發(fā)議論，但所持觀點與李商隱的《賈生》明顯有別。
詩的前兩句“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一寫賈誼，一寫文帝。詩中指賈誼的治國安民之方，這兩句是反詰句，意為賈誼所獻的“謀議”，大體上都能獲得施行，所以說文帝并不輕視賈誼。以賈誼進言與文帝納言相對照，承班固《漢書·賈誼傳》中之“贊”詞：“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與前人寫賈誼懷才不遇之作唱反調。
后兩句“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一寫爵位高的“公卿”，一寫君王。這兩句也構成了一個反詰句，意為：自古以來，不知有多少達官貴人，盡管他們的官爵職位很高，但其言論都被君王廢棄了。弦外之音是賈誼比那些達官貴人更為幸運。
此詩采用兩個反詰句，寓答于反問之中，以賈誼的“謀議略施行”與身居高位的達官貴人“言盡廢”相對照，以文帝采納賈誼的“謀議”，古來君王廢棄眾多地位顯赫的達官貴人的言論相對照，突出賈誼超群的才能與漢文帝的愛惜賢才。
此詩不像李商隱的《賈生》那般諷文帝悼賈生，反而贊文帝褒賈生。這是因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體驗，認為賈誼只是遭到周勃灌嬰等人的讒毀而未能如愿以償而已。從以上的比較中不難看出，李商隱與王安石的同題詩《賈生》，雖然都是詠賈誼，但各自的著眼點不同，筆法相異，主要在于兩位詩人的思想有別，他們根據(jù)各自的思想對同一人物發(fā)表獨特的見解，前者欲抑先揚，以古諷今，筆鋒犀利而含蓄，后者褒貶分明，對比強烈。
《賈生》創(chuàng)作背景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頒行新法。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斗爭。由于保守派的激烈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迫辭去了宰相職務。但他制定的新法由于宋神宗的支持還在推行，這首七絕《賈生》很可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的。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謚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北宋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qū)鄧家巷人），中國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稱贊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傳世文集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其詩文各體兼擅，詞雖不多，但亦擅長，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荊公最得世人哄傳之詩句莫過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個人恩怨
作者：佚名
說到蘇東坡的政敵，最難措辭的莫過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又是上下級關系，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書舍人蘇軾為其撰《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足見關系的不一般。
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fā)生沖突。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xié)，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東坡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贊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東坡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熙寧二年(1069)，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后又想讓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并力薦呂惠卿。同年，東坡為國子監(jiān)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東坡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1066年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東坡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于死地。甚至，當“烏臺詩案”發(fā)生時，已經(jīng)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與蘇東坡長期政見不和，而蘇東坡卻正是因為蔟擊新政而罹禍，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經(jīng)屈打成招，就連他自己的許多親朋好友都噤若寒蟬，無人敢為蘇東坡說一句話，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此時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獨在家獨守貧寒，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冒險在蘇東坡的親友都不敢為他說話時上書皇帝為他申冤，正因為個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顧個人好惡寧肯冒著危險在別人都不敢為蘇軾說話，甚至連其親朋好友都不敢為其說話時在自己失勢的情況下仍然挺身而出為蘇軾向皇帝直言鳴冤，真可謂高風亮節(jié)！
同樣，蘇軾對王安石的不滿也僅僅限于政治觀念上，蘇東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后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并稱贊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無話可說。王安石質樸，節(jié)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歷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后無任何遺產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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