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三則案例的思考論文
筆者最近偶獲三則案例，思忖幾日，感受頗多，深覺育人工作是一項智慧而藝術的事業。
案例一：一天，劉老師班上的小軍同學放錢的皮夾子不翼而飛了。于是，劉老師照例把全班同學集合起來，問：“有誰看到或拾到小軍的皮夾子？”大家都說沒有。劉老師只好又對大家說，如果誰拾到的話，立即歸還給他。可大家還是異口同聲：“沒有看到。”這時劉老師又換一種口氣說：“如果有人拾到了，現在不好意思拿出來，回家好好想想，明天早上送到我這里也不遲。”……第二天早上還是沒有人送來。
案例二：一位小學一年級的班主任王老師為了“偵破”班里一位學生丟錢的“案子”，發給班里每位學生一根一般長短的小棍子，讓學生拿在手里并把手放在課桌下面。他說：“我這把小棍兒是施了法術的，誰拿了別人的錢，他的小棍兒會長長。”過了五分鐘，他收回學生手中的小棍兒，收一根比一根，結果終于破了“案”——拿錢學生的小棍兒比別人的短了一截兒，因為他怕自己的小棍長長就暗中掐了一截兒。
案例三：我校周老師班上一位同學的20元錢不知被誰“借”走了。周老師讓大家圍繞下列問題進行討論：①假如這20元錢是我丟的，我會怎樣？②如果誰拿了或拾到了，不歸還給失主，這是一種什么行為，發展下去后果會怎樣？③如果犯了錯誤現在應怎么辦？大家踴躍發言，各抒已見，討論很熱烈。
在此基礎上，周老師發給每人一張小紙條，事先講清楚，如果你沒拿這20元錢，使在紙上寫“我沒拿”三個字及自己的名字，如果你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便寫，“我錯了”。寫的時候不準互相看，同時老師絕對保密，你自己認識了錯誤，老師絕不追究，只要以后下決心改就行。果真，一個同學在紙條上寫著“我錯了”三個字，并主動向班主任講了事情的經過，把錢物如數還給了丟錢的同學。
思考
可以肯定班主任處理這種事的目的無非有兩個：一是要弄清事情真相，二是要教育學生。面臨的問題則是如何使“拾”東西沒有歸還的同學既不失“面子”，又受到教育。“案例一”中的劉老師采用的是提問式，三次發問，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三部曲”，即先直截了當，繼而委婉式，最后采用寬容的方式，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因為這個“三部曲”是在一種常規思維支配下所進行的調查處理方式，學生對此習以為常，因而絲毫沒有在學生中產生什么影響，尤其是那位拾到皮夾子的同學還會產生“會在全班同學面前丟面子”的危機感，他絕對不會在這種情況下自動交出皮夾子來。這種緊緊相逼的工作方法最終只會獲得個適得其反的結果。
那么“案例二”中的班主任王老師又怎么樣呢？(教學論文 )一看結果，似乎達到了預期的效果，但再細細思量他的整個教育過程，很顯然，王老師是以“騙”貫穿此中的，這是一種教育欺詐手段。學生將棒掐去一截兒，說明還是有自尊心的，他不愿意將自己“拿”錢的事在全班同學面前公布出來。而王老師卻用“騙”的手法讓他自己“露了餡”。也許，這位學生以后在同伴們面前再也抬不起頭來了；也許，這位學生迫于王老師的“破案技術”暫時改掉了“拿”東西的毛病，但就在此日寸，他又從老師身上學會了“騙詐”的伎倆；也許，為了在全班同學面前樹立新形象，這位學生表面上會積極表現，但等到誘惑一至，心底休眠的“病菌”又會再次被激活，重犯此錯，長此以往，他將失去了和諧的`“生長家園”，“無家”可歸，形成病態的雙重人格，到那時，可悲的是教育，受害的卻是孩子。
教育的功能在于引導、糾偏和提高。對于這些“拿”東西的學生，教育者既要保護他們的自尊心，又要誘發他們的內疚感，激發他們的正義感。為此“案例三”中的周老師采取了討論和在小紙條上寫三個字的做法，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前兩個例子，老師讓當事人處于被動、不平等的地位和緊張、失去安全感的氛圍中，試想，被動、害怕、焦慮怎能使人思想上生出健康的種苗呢？“案例三”中的討論，則淡化了教育痕跡，使這位學生處于和其他同學同樣主動、平等的地位，在討論中每位學生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教育和啟發，特別是這位學生會從中受到心靈的觸動和思想的感悟。而周老師工作的巧妙之處則在答應保密的前提下，讓學生在小紙條上寫三個字，因為小紙條對小學生來說本身就有一種親切感，同時它又帶有強烈的游戲色彩，這會使小學生即刻產生某種外在的愉悅；同時對“拿”錢的學生來說，由于經過了討論這種體驗，使他心靈深處產生了某種內在思想撞擊，而獲得某種類似于正義戰勝邪惡的內在愉悅。因此，他的認錯自然是呼之欲出，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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