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中國地大物博，什么都有，就是少有叛徒。這個龐大的帝國里，盛產(chǎn)鄉(xiāng)愿、 老好人、和事佬，人人都是“會做戲的虛無黨”。他們從來沒有相信過什么，因也不會背叛什么，最多不過是在舊朝的衣冠外面套上新朝的衣冠而已，那絕對 不是什么“叛徒”。
20世紀的中國，魯迅堪稱徹頭徹尾的叛徒。先生逝世前所寫的《女吊》，是一篇奇怪的文章。女吊是紹興地方戲里的“女鬼”。那時，先生的生命猶如一盞即將燃盡的油燈，童年的記憶浮出昏濁的冰層，那長袖飄飄的女吊，一直深藏在他心靈的深處。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是對俗人而言。先生即死，其言仍不善。“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閑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因此，他象貓頭鷹一樣，終身作惡聲。“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將來，先非撲死你不可”，先生已然背叛了西土的“紳士風”和中土的“君子風”，必然是一頭孤獨的、受傷的狼。
魯迅不僅選擇了背叛，而且選擇了對背叛者的背叛。背叛者們想把他奉為教主，正如毛澤東經(jīng)典的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方向的方向。”然而，魯迅卻再次抽身出來，與這個“大方向”逆向而行。他發(fā)現(xiàn)周揚等人是拿著鞭子的“奴隸工頭”，那么這個工頭之上呢？魯迅沒有說，但他對革命成功后自己的被送上斷頭臺的命運早已成竹于胸。早逝是先生的幸運，否則先生的命運從他的精神傳人胡風、蕭軍的命運中不難推測出來。
《孤獨者》是先生最好的小說。魏連殳“素性這么冷”，“兩眼在黑氣里發(fā)光”，走路是“一個人悄悄地陰影似的進來了”，在母親靈前的那一幕，堪稱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所能發(fā)出的最強音，“他流下淚來，接著就是失聲，立刻又變成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著憤怒和悲哀……”那凄烈的叫聲常常把我從夢中驚醒，這哪里是“代表大多數(shù)人”的民族英雄的聲音呢？先生既已失去了自我，也喪失了他者----他的行動賴以獲得意義的一種規(guī)劃的理想。于是，他只是跟黑暗搗亂，這是他唯一的樂趣。
“背叛者”們想讓“教主”充當木偶，他們在后面拉線指揮，可先生拒絕當“教主”。這樣，“教主”便成了“叛徒”。郭沫若說，魯迅是法西斯蒂，是封建余孽；成仿吾說，魯迅是三重的封建余孽、四重的反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畢竟是當過“叛徒”的，比陳西瀅、蘇雪林之流有眼力得多，他們看出了先生的“三重”、“四重”性，即對反叛的反叛。
反叛已經(jīng)墮落為獨裁----把至高無尚的權利交給一群其本身不具有民主理念而又從社會結(jié)構(gòu)的所有其他部分孤立出來的反叛精英，這樣做完全是錯誤的，誰最了解先生？瞿秋白最了解先生。瞿秋白是怎么死的？不是死于國民黨之手，而是死于共產(chǎn)黨之手。后者是法官，前者是劊子手，兩個政黨都是“昨日的反叛者”，他們卻罕有地攜起手來，執(zhí)行了對一介書生的死刑。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含笑就義時的槍聲，不知遠在上海的魯迅是否聽到？秋白的命運就是魯迅的命運。秋白說過，魯迅是“逆子貳臣”，他自己也是。
所有的話都是多余的了。華小栓吃人血饅頭僅僅是因為愚昧，但現(xiàn)在有了比愚昧更可怕的東西。秋白因此而死。先生這樣寫道：“他們在社會的冷笑惡哭迫害傾陷里過一生；現(xiàn)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已在忘卻里漸漸平塌下去了。”先生是不需要那么輝煌的、萬人空巷的、不是國葬的國葬。那長長的隊伍里，多半是他的敵人。即使是抬棺的青年里，也沒有幾個是合格的學生。
增田涉在《魯迅印象》中說：“他的風貌變得非常險峻，神情是凜然的，盡管是非常戰(zhàn)斗的卻顯得可憐”。人們只注意到先生偉大的一面，卻看不到他“可憐”的一面。我相信，越到晚年，先生越發(fā)“可憐”。活在這樣的地方，活在這樣的時代，他大口喝酒，大口吐血。許廣平說，魯迅“成天靠著藤椅，不食不言。鐵青的肉色，一動也不愿動，看了真叫人難受”。許壽裳也看見魯迅“神色極憊，不愿動彈，兩脛瘦得像敗落的絲瓜”。這是怎樣一種可憐呢？最后，先生連人也不想做了，想做鬼，做女吊，因為女吊決絕于惡的人世。
還是汪暉說得好，“魯迅不僅‘在’不屬于一個世界，而且‘在’同時不屬于兩個世界。”這就注定他死后也休想獲得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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