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jiān)利中學 周志勇
讀《出師表》而不落淚者，視為不忠；讀《陳情表》而不流淚者，視為不孝；讀韓愈《祭十二郎文》而不哀痛者，其人必不友。《祭十二郎文》歷來有“祭文中千年絕調”之美譽，它表現(xiàn)了韓愈和十二郎叔侄之間的深情厚意。十二郎的死，使作者悲痛欲絕，也勾起了他對辛酸往事的回憶，身世的不幸、家族的凄涼、父母的早逝、兄嫂的撫養(yǎng)，與侄子在一起的種種情景以及自己的衰病，子孫的幼小，所有這一切一齊涌上心頭，匯成一股情感的激流，使作者悲感萬端，百思縈集，情不能已，因著此文。這里面有懷念，有感激，有悔恨，有哀傷，有內疚，有期望。字字關情，句句含淚。我認為，這諸多情感的癥結皆由一字引發(fā)，即“孝”。
從韓愈追敘家事與身世，“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之后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只”中，我們明顯地意識到韓氏一脈在韓愈一輩和下一輩中人丁不旺。古人講究“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韓氏香火、韓氏家族的命運就完全寄托在了韓愈和十二郎這“兩世一身”之上，讓人在悲其不幸時，更能從家族發(fā)展延續(xù)的角度理解作者凄楚的內心情感以及感受作者身上肩負的萬鈞重擔。
韓愈求取功名，就其表象而言，是為了順應經(jīng)濟仕途的時代潮流，“故舍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升之祿”。在同當時眾多的學子士人一樣胸懷登第，希冀題名金榜，報效“大家”之志的背后，隱藏著的正是對“小家”的回報與答謝之情。搏取功名，高居廟堂在當時不失為光耀門楣，振興家業(yè)的一種有效途徑。正因為如此，韓愈長年在外，與十二郎聚少離多，這并非是作者不顧家，而是那時他還無力顧家。即便如此，在他二十九歲仕途仍不穩(wěn)固時，他還是想將十二郎及其家人接來，這其中既有感兄嫂撫養(yǎng)之恩之情，也有一個長輩對一個晚輩的關愛之情，更有兒孫承歡膝下、寒暄盡孝之愿。尤其是“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fā)蒼蒼，而齒動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就更讓我們明白：承繼家族興旺大業(yè)的使命將責無旁貸地落到十二郎身上。然而，十二郎卻在年輕力壯之時早逝，聯(lián)想到自己及家族叔伯兄弟的命運與遭遇，“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作者不由地產(chǎn)生了神明之念。韓氏家族中的男兒為何均在壯年之際早逝？這真是天誠難測，神誠那明，理不可推，壽不可知啊！天命無常使作者從心底深處升起陣陣寒意。振興家族的希望似乎隨著十二郎的逝去而頃刻間變得更為飄渺迷茫而不可預知。此時“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的韓愈實在無法獨立承受失侄之悲與振興家族重擔的雙重壓力，他也幾近精神崩潰的邊緣，也想隨十二郎的離去而離去。“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甚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從此解脫束縛在身上的禁錮自己的門庭觀念之重負。然而個人身死事小，家族命運事大，如果棄世而去，則更是對家族的不孝。故當他目睹幼小的兒孫時，更是悲從中來，“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按照古代的忌諱，這樣的話是很不吉利的，但也唯其如此正可看出作者此時悲痛至極。悲十二郎早逝，留下幼小尚需撫養(yǎng)；痛家族不幸，承繼之人的命運實難預知；更是一種惶恐，惶恐多病的自己是否在有生之年能將子孫撫育成立，延續(xù)香火。
“吾行負神明”“不孝不慈”“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字里行間，深含自責之意，也深覺有愧于家族，對不起兄嫂，也對不起十二郎之情。“自今而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shù)頃之田于伊、潁之上，以待馀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痛定思痛，作者冷靜而理智地決定承擔起教養(yǎng)子孫，振興家業(yè)的重擔。此時的作者似乎已經(jīng)決定將家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把個人的功名置于其后。畢竟自己在宦海上的沉浮導致了與十二郎的聚少離多，而且似乎也并未能給家族帶來興盛之態(tài)。相反正是由于自己執(zhí)著于追求的功名束縛了自己，使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親人，忽視了家族，才有今日切膚之痛，剜心之悲。
“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披肝瀝膽長號慟哭，頓足捶胸呼天搶地。大悲大痛之后是大徹大悟，是成熟，是良心，更是“孝”之體現(xiàn)。
周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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