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1期《人物》雜志 （文/王素蓉）
好友劉漣告訴我：她的四外公--馮至先生離開我們十年了。十年？我好像剛剛還見到永遠掛著可親可敬笑容的馮至先生。他穿著整潔隨意的布衫，拄著磨得發亮的拐杖，寬邊大眼鏡后面的慈眉善目盈滿笑意，那總有些不太歸順的白發直傲傲地立著。我每次下班回家穿過街心花園時，總會遇到在那兒緩緩地散步的馮至先生，他笑吟吟地一聲“小蓉回來了！”使我即刻產生一種駛入靜靜港灣之感。回一聲：“馮伯伯好！”大概是我能表達崇敬之意的最佳方法了。
馮至先生的名字，從我懂事的那天就知道了。那時的馮至先生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我父親王平凡為副所長，協助馮至先生工作。在家中父親經常提到馮至先生，是那種充滿敬意的、欽佩的感覺。在我模糊的印象中，我還沒有步入學堂時，父親曾帶著我們兄妹幾人去馮至先生家。60年代，馮至先生家在北京大學的燕東園。那時只知道玩的我，對馮至先生并沒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大人們沒完沒了地商量事，我和哥哥姐姐們則在一幢幢灰色的教授小樓外捉打嬉鬧。
真正對馮至先生有印象，是70年代我們一家從干校回到北京。下干校前，建外社科院（原哲學社會科學部）宿舍七號樓我家的住房，因是“全鍋端”--都下了干校，而交還了院部，回京后重新分住在了十號樓，原來的住房恰恰分給了大概也因下干校退了房的馮至先生。開始我并不知道，只是很留戀伴隨我童年成長的地方。當時的家，左邊相鄰的是評論家朱寨先生家，右邊一墻之隔的是美學家蔡儀先生家，幾家的孩子一起在瘋玩打鬧中成長著，那時多么快樂！后來紛紛下放干校，大家也就各奔了東西。再歸舊地，每次經過心中總會涌動絲絲惆悵，印象中蔡儀先生家那高大的葡萄架、老李嫂、小豆豆；朱寨先生家的老奶奶--那個總挪動著小腳夠在陽臺邊叫著“小蓉”、“小蓉”，永遠展現著慈祥笑容的奶奶，總讓我心中酸楚不已。所以，經常有意無意地就繞到了七號樓。
終于有一天，父親讓我去馮至先生家，記不清是送東西還是取東西，我這才知道是馮至伯伯搬到了這里。在我記憶里，大大的門廳--那曾是我們一家吃飯的地方，在那里馮至伯伯家竟擺放了一張單人床，其他房間繞墻布滿了書柜，從北大教授樓搬到此，書山書海使得這里的屋子顯得那么的狹小--真難為馮至伯伯一家了。坐在書堆中的馮伯伯始終微笑著，可能是我東張西望的緣故，馮伯伯問道，“還認得這兒嗎？這原是你們家呀。”我不好意思了……
以后，馮至先生的住房又調整到了八號樓，與呂叔湘老先生為鄰。雖然遠遠比不了北大教授樓，但也算又寬松了些。
70年代，我和哥哥曾癡迷于手風琴。那時購買手風琴需一大早去排號，而且一次發不了幾個號，也許沒有誠意，幾次欲購沒成。當時，聽說馮至伯伯家有一閑置的手風琴（是否真閑置？），好像是其女兒小時候用的。是最小的那種，只有28貝司，于是提出借來玩玩，馮至伯伯笑瞇瞇地答應了。我們兄妹從此拉開了架勢，買了若干種手風琴練習譜，一用就是好幾個月。哥哥練到什么程度我已不記得了，我好像練來練去，最后只以磕磕絆絆地拉出《八月桂花遍地開》、《地道戰》而告結束。后來又反復向馮至伯伯借還著手風琴，馮至伯伯一如繼往地借給我們，從沒有一個“不”字。我們想也沒想過馮伯伯的孫女、孫子們是否要用，我們在一事無成中沒有任何知覺。
馮至先生與夫人在維也納
哥哥后來又考入什么德語班學習，一學就是幾年，幾年中最缺乏的是聽力練習，于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馮至先生。馮伯伯又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珍藏的德語唱盤借給了哥哥，使得哥哥的聽力水平大有長進。然而，一次無意中唱盤被碰壞了，哥哥這回真是有些怕了，他知道這是馮伯伯從遙遠的德國帶回的極其珍貴的資料，怎么向馮伯伯交待呀？然而，馮至伯伯又一次寬容地安慰著哥哥。以后漫長的日子里馮至伯伯見到我們兄妹，仍是那么慈愛地微笑著，無盡的寬容讓我們更加慚愧……
記得馮至先生的夫人姚可崑先生說過：“我們二人都是平凡的人，沒有從事過什么轟轟烈烈的事業。在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歲月里，我們和中國一般的老百姓一樣，都不免要經歷某些必然的苦難和歡樂。但總的看來，我們一生的旅途上并不曾受到過什么致命性的打擊。換句話說，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著平凡的路……”
然而，就是這個“平凡”之人，先后被聘為瑞典皇家文學、歷史、文物科學院外籍院士（1980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麥茵茨科學院文學院院士（1981年）及奧地利通訊院士（1986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慕尼黑學院授予馮至先生“1983年度歌德獎”，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高教部授予他“1985年度格林兄弟文學獎”。1987年馮至先生榮獲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國際交流協會文學藝術獎。1987年6月5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統魏茨澤克親切會見了馮至先生。同年12月15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駐我國大使韓培德代表魏茨澤克將一枚“大十字勛章”授予馮至先生。這是我國文化界人士首次獲得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最高榮譽勛章。1988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達姆斯塔德語言文學研究院授予馮至先生該年度的“弗里德里希--宮多爾夫外國日耳曼學獎”。一個詩人、翻譯家、教育家和學者在同一語種連續五次獲獎，并被多國國家科學院聘為院士，這不僅在我國絕無僅有，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
但是，馮至先生的確一直真誠地認為自己是一個平凡的人。
在家時，父親常向我們叨念著馮至伯伯的樁樁小事，如1990年時，他們要主編《中國各民族文化百科全書》，當編委會提出社會科學院顧問人選時，首先想到了馮至、汝信等人。在父親向馮至先生征求意見時，馮至先生卻回答道：“平凡同志，我們在一起幾十年了，我當顧問不合適，我的知識面也沒有那么廣，我這個人自己覺得自己知識不多，‘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我覺得很慚愧。” 當《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名家自選學術全書》編委會請馮至先生選編自己的著作時，他告訴編委會：“我不是學者，我沒寫過一定水平的學術著作……”
馮至先生謙和地、始終如一地平等對待著每個人，這在外國文學所是大家公認的。他不喜歡別人稱呼他的職稱、頭銜，只讓稱呼他“馮至”或“馮至同志”。
此外，我還聽說馮至先生自己出資為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購置了許多珍貴的德文書籍，供國內德國文學工作者閱讀。其中《歌德全集》共140卷，花費近140萬馬克，為國內有志于研究歌德的學者提供了一部最完美的版本。
一次，一位記者采訪馮至先生，記者提出想看看馮至先生榮獲的那些獎章，馮至先生很不以為然地說，“我總認為，這些東西都是身外之物，絲毫不值得炫耀。重要的是不斷有自己的東西。”榮譽，對于馮至先生來說，只是過眼煙云。
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囂／到你身邊，有的就凋落／有的就化成了你的靜默。
……煼脛粒骸妒四行集》
馮至先生病重期間，父親正趕寫一篇紀念唐弢先生的文章，題目是《為開拓發展魯迅研究事業鞠躬盡瘁》，文中涉及對魯迅與尼采思想關系的評價問題，為此父親向馮至先生請教。當時，父親只知道馮至先生對尼采學術思想熟悉并寫過文章，卻并不了解他已經病得很重。頭一天下午父親將稿子送給馮至先生，第二天一早馮至先生就給父親打來電話：“我不能到你家去，請你來一下。稿子我看過了，來談談稿子問題。我現在不能幫你改了，給你提提意見。”實際上稿子上已經改過了。當時父親以為馮至先生住院治療就會好轉，沒想到這時無情的癌癥已深深侵入先生的肌體，使他極度虛弱，夜不能寐，飲食難進。馮至先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給父親的文章提了修改意見。不久，馮至先生再一次住進了協和醫院，從那以后就再也沒回到我們身邊來。父親沉痛地告訴我，每每想到這件事總是深感不安！
記得馮至先生住院期間，我曾與作協的同事到醫院探望過，病重的馮伯伯將痛苦隱藏得很深很深，仍是溫和地道著“小蓉來了！”
1993年2月22日，馮至先生帶著平和安詳的面容辭別了人世。絲絲寒意浸透了每一個愛戴他的人。人們帶著不舍，揮淚告別了他們心中善良、可敬的益友和長者。
馮至先生去了，帶著那永遠令人尊重的微笑離去了。我始終堅信，那是我見到過的最美好的微笑，那是一種可以純凈你心靈的微笑……這不是我一人的感受。記得喬象鐘阿姨在《蔡儀傳》中寫到她和蔡儀先生去拜訪馮至先生，其中一段描寫到馮至先生的微笑“這是一種獨特的令人產生敬意的微笑”。
以狹窄的心，容納無盡的宇宙之人，才能以這樣的微笑，慰藉著永遠愛戴他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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