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春
追尋賀知章的身影，讓我感動而且悠然神往的依然是張旭稱道他的那句話：“賀八清鑒風流千載人也。”
當年，他做著太子賓客的官，已經年逾八十，性格放曠，也沒有多少拘束，喜歡在長安市肆飲酒放歌。酒喝得差不多了，也不要人醉扶、專車接送，還是騎馬去來，醉與不醉之間，搖搖晃晃的。“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杜甫《飲中八仙歌》）那可是長安街上萬人傾慕的一道風景。
賀知章在朝五十年，耳染目濡，那個黑色的藍色的黃色的大染缸沒有把他染成什么色，還是名士風流的一種本色，實屬難得。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沒有阻擋地進入他的內心──當年寄情落墨的境界了。
賀知章和張旭友善，又同為“飲中八仙”，經常出入一處，除了喝酒，就是一起寫字。《唐書》本傳還載賀知章：“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寫完了十紙，二十紙，又來十紙，照樣揮灑，而且筆力不減，毫無倦意──因為心里高興。
一個真正瀟灑的藝術家。時過境遷，類似這樣的文人趣事，除了讓人悠然神往之外，也讓人為此嘆息不已。在早已剝落了浪漫色彩的記憶里，我們曾經是那么容易地可以感受到昔日的風雅情調：書法，在過去的時段上，在過去文人的舉止上，是怎樣一種渾然的融合與灑脫！回過頭來，我又推測，按照當年賀知章的行為舉止，興來一揮百紙盡，他留在人間的書作與墨跡一定不會少，遺憾的是，這不過是我們的一廂情愿──對歷史的一個奢望。時光流逝，風雨侵蝕，戰爭火災，自然的消亡與人為的破壞，早已使這些珍貴的書法墨跡紙損簡殘，更何敢企求當年溫庭筠曾經一睹的那揮灑在墻上的“出籠鸞鶴”、“落筆龍蛇”，還有劉禹錫在洛中寺北樓見到的“壁上筆縱龍虎騰”的賀知章的草書……
好在，我們還有《孝經》，可以一窺賀知章當年的神采。
細審此卷墨跡，縱筆如飛，點畫精到，行氣流暢，一氣呵成，自有一種放逸清秀之氣流溢于字里行間。從整卷草書看，除了明顯的帶有章草用筆的特色以外，還經常穿插一二筆用筆較重點畫較粗的筆畫，令人想見書者當時書寫時難以壓抑的一股創作激情。古之士大夫，大多溫厚謹慎，尤檢點于書法。草書難識，且容易引起誤會。譬如張旭之草，知之者以為神妙，不知者以為肆志。放浪形骸者，不知檢點者，張狂個性者，總讓人擔著一種風險，當然也難以大用。為官者無不深諳此道，所以也就學會了收斂與偽裝。而那些天性難泯的，即使登上仕途也就容易一蹶不振，甚至走了下坡路。試看歷史名書家中，有幾人之草書書在春風得意之時？張旭屬于“叛逆”，他也只有借草書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了。質之賀知章，則不盡相同。他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舉進士第后，即授太常博士，開元中累擢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后又遷太子賓客，授秘書監。當過現在的副部長，做過皇太子的老師，人生似乎沒有一點挫折，按理，他擅長的書法應該是溫良恭儉讓一類的楷書，然而卻恰恰是龍飛鳳舞的草書。古人曾說：“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輕易。”古人還說草書“不敬他人，是自不敬。”這樣說來，賀知章已經屬于“另類”了。
那么，應當怎么解析賀知章及其《草書孝經》呢？看來,還得從其放曠的天性入手。如上文所言,他乃一性情中人,愛其所愛,恨其所恨,真其所真，誠其所誠。正是這樣一種行止隨心、不受拘束的個性，這才使得賀知章在書法這個純粹私人性的行為過程中，找到了表現自己的藝術載體。飽蘸濃墨，援筆縱橫之際，活生生地包容了他作為一個書法家的心靈的律動與精神的排遣──那是超脫于功利之上的一種無拘無束與淋漓盡致。
若是，書則一卷即見其心，草書《孝經》當為賀知章放逐心靈的一首牧歌。奇異的是，牧歌誕生于讓多少士大夫謹謹慎慎、戰戰兢兢于斯城斯地的國都──長安。這恐怕還得從盛唐的自信心與寬容的社會環境中尋找答案了──那是他心游八極、任意馳騁的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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