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濤
95年秋，我們一家結束了“溜房檐”的生活，遷入現在的居所，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新居在小城東郊，很小，只有三十幾平米，卻整潔；同樣三十幾平米的一個小小院落栽種著三株葡萄。可惜已是晚秋，葡萄被舊主人采摘凈盡，葡萄葉也開始變黃、飄落，紫藤間射落暖暖的秋陽。
轉過年葡萄上架的時候，我們與鄰居已經很熟了。東鄰的蔡大嫂待人極熱情，又勤快，我們整棟房屋前的小路成了她的衛生三包區，每天都被她收拾得干干凈凈。大雪天，我們的門在破曉朦朧中吱吱開啟的時候，那雪早已被打掃一空，男人們就只有聚在白天黑地里銜著香煙談些爪哇國的見聞，孩子們把雪團了來打雪仗，重又弄得滿地。直到哪一家喊聲“吃飯咧！”小路才平靜。后來知道這蔡大嫂是信基督的。她常與妻談她的信仰，卻總是背著我。聽得多了，妻便內心有了活動，話語間也會偶爾流露出一點點慕意。我就找出自己的一本多年前托信教的朋友買來的《新舊約全書》給她。妻開始與蔡大嫂去教會了；看著她在燈下吃力而恬然地啃食圣經的樣子，我的心里涌動著竊竊的愛憐。
葡萄爬滿架了，紫藤碧葉遮住了整個四角的天空。我坐在架下讀書，妻在廚房做飯，小兒子瞪著黑亮亮的小眼睛在葡萄葉間尋蟲子。“爸！爸！！”驚喜得難以形容。我就站在凳上捉下那手指樣大小的肉滾滾的蟲來給他玩。“給盧爺吧，爸？他敢吃！”盧爺是我們這棟房最東的老人，九十多了，尚能鋦大缸；自行車比我騎得溜，敢用腳當車閘蹬著前輪下坡，把別人嚇得目瞪口呆，他卻呵呵笑著說“沒事兒”。老人年青時討過飯，吃過蝗蟲；六十幾歲時碰到了現在的老伴兒，兩老人已經相依相守了近三十年。“老小孩子小小孩”，他們會時不時地鬧別扭，有時簡直吵得不可開交，要我們這些“孩子”去調解。盧奶總會很委屈地講些諸如“五月節（端午）老頭兒送了某小媳婦一把香草”之類的事。“你憑啥送給那個狐貍精？”聲音顫抖，老眼無淚而飽含傷心。盧爺早氣得一屁股坐在門前的石頭上吧噠吧噠抽悶煙。
葡萄泛紫的時候，雨勤了，三五天就一場。門前村民取土建房留下的黃泥坑貯了半坑的雨水，鵝啊鴨的在水里追逐嬉鬧。鴨吵鵝鳴，加上賣菜人長長的帶著顫音兒的“黃瓜咧--”似乎讓人進入到一種從未經驗過的“化境”。“關門雨，下一宿”，小雨淅淅瀝瀝，葡萄葉被洗得綠生生，串串飽脹的葡萄反射著窗子里黃暈的燈光。“呱，呱......”黃泥坑傳來脆脆的蛙鳴，先是一兩聲，夾著隱隱的蟲鳴，繼之連成一片蛙鼓。坐在當窗的圓桌前，呷著酒，拈兩粒青葡萄在口里連皮帶籽地嚼。“快，兒子，拿筆來！”小兒子忙不迭地停止涂鴉，把沾得滿筆桿都是墨的毛筆給我，又遞過來一頁廢報紙。“兩句小詩堪下酒，一川蛙鼓可安眠。”書畢，“怎么樣？”對著妻和兒子我洋洋自得。“好！”兒子的聲音怪怪的，妻只是笑。
這年秋天，鄰居們吃光了我的葡萄就有幾家遷走了，都是住進了樓房，歡天喜地的。蔡大嫂搬家的那一天，我居所的舊主人也來幫忙，“在這住著吧！”似乎有無限感慨，“這葡萄......好好伺候著吧！”可惜我沒有聽他的話，在葡萄葉落盡，需要灌秋水、下架埋藤的時候，我把它們砍了。我算過一筆帳，從春到秋，我給它們澆了二百桶水，噴了四次農藥，剪了一周枝；我們一家人所食葡萄不足十斤，價值十元錢。嚴重的得不償失！
之后的幾年里我再沒了“役于葡萄”的負擔，買來的葡萄有各種品種、各種味道，都比我院里的好吃，但我卻明顯地感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很珍貴的東西，疲乏時總會想起院里的葡萄。
有一天，去給朋友的電腦殺毒、安裝軟件，回到家剛剛入夜，房里的燈已熄了，我在家時這是從未有過的。妻和兒子一定是覺著無聊賴，睡了--是我欺負了他們，使他們成了電腦寡婦、電腦孤兒！我被電腦激起的興奮之火在這一瞬間刷地熄滅了，我孤獨而沮喪地坐在窗下的石階上吸煙；月華如水樣灑了滿院。漸漸地有蛙鳴隱隱傳來，一聲，兩聲，三聲......直到連成一片。
這是我許久沒有聽到的啊！我終于明白，在人群中我失去的是“一川蛙鼓”“兩句小詩”，失去了人生的真味，自然也就飲酒無味，寢不安眠。聯想起當年砍葡萄，種種得失，總該也有筆細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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