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金平
汪曾祺在他的《胡同文化》中指出，胡同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易于滿足的、愛瞧熱鬧而不愛管閑事的、以“忍”為其精義的市民文化。但是從老舍的《四世同堂》來看，說胡同文化的實質是奴隸文化，這將更準確一些。
《四世同堂》以祁家四世同堂的悲歡離合為主線，描繪了抗戰(zhàn)時期淪陷區(qū)北平的生活。小說中雖然不乏民眾頑強抗爭的崇高民族氣節(jié)的描寫，但給讀者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作者對多數(shù)的北平人茍且偷生的奴隸性甚至對敵屈膝獻媚的奴才性的深刻揭露。而且他們生活著的胡同名字“小羊圈”，雖然就是當年老舍曾經居住過的胡同的真實名字,但放在此小說中,就有了一種特別的意味，即這胡同里的各色人等，多數(shù)都不過是一只只被圈著的溫順無力、待人宰割的綿羊，就是發(fā)出了一點反抗的叫喊，也已是在性命不保之時了。
對這一點汪曾祺不可能沒有發(fā)現(xiàn)，那他為什么并沒有將它直白地明說出來呢？我猜想可能還是怕太刺激北京人柔弱而敏感的神經吧，何況他自己對胡同文化的一些方面又有特別的眷念呢？如果是魯迅的話，大概除了毫不遲疑的擲出他那讓人畏懼的投槍之外，是決不會有這般的脈脈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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