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已經走過了一百年的歷程，今年，清華大學也將迎來九十華誕。一墻之隔的北大和清華在這近一世紀始終處于伯仲之間，難分上下。然而，我這個就讀于北大、執教于清華的人發現，清華的學生與北大的學生還是有很多的不同之處的--當然，只要是學生，共性一定存在于他們之間；我在此要談的是其“個性”，不得不“必要地片面”一下。
團體的與個體的
清華學生的團隊精神歷來受到提倡。我做過四年的班主任，人們對班級的評價常以“團結”、“集體進步”作為標準；清華的學生也很有凝聚力，一些集體活動都顯示著同學的團體意識。而且，只要是組織召開的，大都認真對待，即使不感興趣，至多“腹誹”而已，很少讓組織者下不了臺。我常常為這種團體的精神所感動：我并不提倡服從，然而我欣賞自律。
北大則不一樣。似乎與“五四”的“個性解放”牢牢掛鉤，那里永遠以“我”為單位，要想在北大號召個什么真的很難。我在校讀書期間，遇到過幾次領導發起的“獻愛心”集體行動，應者寥寥。難道北大學生缺少愛心？其實不然。我的一個同屋在一年級的那個冬天為了趕課重重地摔在了冰上，想家加上委屈，16歲的她坐在地上大哭。想不到一下子圍攏了好幾個“男子漢”，扶車的，揀書的，哄勸的，直到她破涕為笑，把她送到教室，這期間還有一位塞給了她一袋零食！事情過去幾年了，她還情不自禁地跟我說，北大的男生真棒！愛，不在乎形式，也許是北大的風格！
務實的與浪漫的
80年代是警句林立的年代，校園里到處響徹著四個字的至理名言。其中，清華與北大的核心口號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清華：“從我做起！”北大：“振興中華！”這兩個并不對立的口號之中同樣顯現著清華與北大的差異。
“從我做起”意味著一種踏實、嚴謹的自我行動：一絲不茍，全力以赴，自我融入集體，自我壯大社會，自我使群體升華。我欣喜地看到，清華的學生大都將主要精力傾注于功課，埋頭于學習，即使在社會風氣相對浮躁的今天，我們的同學仍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
“振興中華”是一個屬于理想范疇的具有感召力的口號，袒露著積極的浪漫情懷。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北大的校園里學生演講從不間斷，他們心中沒有“名人”，沒有權威，張藝謀上臺有同學拍過他的光頭；一些看好的“青年導師”被轟下臺……
相比而言，清華學子的氣魄似不大，然而“小”得易于把握，“小”得實實在在；倒是聲響洪亮的北大口號顯得空曠遼遠，似可作黨和國家一個時期內的奮斗目標。
寧靜的與喧響的
也許，“荷塘”賦予清華人以“月色”，“未名”期待北大人去“命名”，因而，清華的學生相對來說是寧靜、斂跡的；北大的學生則常在“指點江山”，論禪說道。比如，對待教師，就很不一樣。
在清華當老師，你漸漸地會格外嚴謹，因為你的學生張著那對渴求知識的眸子在仰視著你；不是沒有討論，卻總是平靜、祥和，充滿著師與生的體諒。北大的老師同樣是嚴謹的，但同時還更需要一分機智，因為那里的學生有時是“咄咄逼人”的，他們尊敬你，但更尊敬才能、知識，他們熱衷于爭執；再有資歷的先生，假如不能達到學說前沿，他們仍然會從你的講臺前旁若無人地“逃課”（但只要能夠抓住學生，坐滿走廊擠破門窗也不鮮見）。北大的很多課（尤其是文科）是不大點名的，教師似乎更信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格言。
在清華教課，我每每不自覺地要周整衣冠，端莊行止，胸有成竹而心平氣和走向講壇；可是，過段日子，我禁不住地又會套上休閑服，蹬上運動鞋，到北大的“三角地”去走一走，坐一坐，看看那里的莘莘學子敲著飯盆舞著勺子在高論著、爭執著，再尋一回我那學生時代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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