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任政于齊，使得齊桓公成了春秋史上第一個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可謂曠世英才，功高蓋世。之所以能取得這樣舉世矚目的成就，除了得人得時之外，還因為他有以下這幾方面的品質。
知輕重別大小，能屈能伸。他屢次失敗而不甘沉淪。“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三仕三見逐”，努力尋找機遇。他輕小節重功名。想當初，公子糾被殺后，與管仲一同輔佐糾的召忽自殺殉主，而他卻甘愿“幽囚受辱”。是因為他“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用文天祥的話說就是“隱忍不死，將以有為也”。追求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真乃大丈夫也！設若他也殉主了，還有后來的齊桓公稱霸，齊國的百年富強嗎？他的價值觀改寫了春秋的歷史。他輕名節，重親情。戰場上多次當逃兵，是因為家有老母，恰是人性的體現，孝順是善良、有愛心的表現，也是他當宰相以后能順應民心，“與俗同好惡“的基礎。進而“通貨積財”，才能“富國強兵”。他的“貴輕重，慎權衡”冷靜理智的品質使他走向了成功之路。
善于因勢利導，揚善避惡。司馬遷對管仲的評價是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意即要順勢助成君主的美德，糾正挽救他的過錯。是非常恰當的。有這樣兩個典型的例子：《齊太公世家》中記載：“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不斷絕關系）。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齊桓公襲擊蔡國是出于一己之私而發動的不義戰爭，而管仲卻趁勢伐楚，以“責苞茅不入貢于周室”的正當理由替齊桓公成就正義的美德，掩飾過錯。再有，《齊太公世家》里說，齊桓公五年(前681)，伐魯，魯將曹沫三戰三敗，魯莊公請獻遂邑求和，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持桓公于壇上，威脅桓公歸還“魯之侵地”，桓公先是被迫答應，繼而“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這時，管仲勸桓公不要逞一時“小快”而“棄信”于諸候，失天下之援”。于是盡“與曹沫三敗所亡地于魯”。“諸候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齊桓公想悔過，是管仲成就了他能克制忍辱，信守盟約的美德，才贏得了諸侯們的擁戴。
任人唯賢，忠于國家不私友。按說鮑叔對管仲可謂恩重如山，臨終前應該推薦鮑叔接替宰相的位置，但他為了國家，如實地指出了鮑叔不能勝任宰相一職的缺憾：“鮑叔牙，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人善惡過于分明。夫好善可也，惡（wǜ厭惡，）惡已甚，人誰堪（忍受）之？鮑叔牙見人之一惡，終身不忘，是其短也（《東周列國志》）”。鮑叔為相后，見桓公重又親近易牙等奸佞小人，諫之而不聽，結果“憤郁，發病而死”。管仲太了解他的朋友了。任人不唯親，足見管仲對國家的忠誠和責任心。
洞察世相，明智過人。古人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管仲特別善于通過人的表象看透其本質。他治理百姓方面自不必說，單看他怎樣識人。例如《東周列國志》第三十一回管仲臨終前與齊桓公的對話：桓公曰：“然則易牙何如？”仲對曰：“君即不問，臣亦將言之。彼易牙、豎刁、開方三人，必不可近也！”桓公曰：“易牙烹其子，以 適寡人之口，是愛寡人勝于愛子，尚可疑耶？”仲對曰：“人情莫愛于子。其子且忍（殘忍對待）之，何有于君？”桓公曰：“豎刁自宮以事寡人，是愛寡人勝于愛身，尚可疑耶？”仲對曰：“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忍之，何有于君？”桓公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于寡人，以寡人之愛幸之也。父母死不奔喪，是愛寡人勝于父母，無可疑矣。”仲對曰：“人情莫親于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于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棄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過于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近，近必亂國！”照一般人的看法，和桓公一樣認為他們都是衷心耿耿的好人，而管仲卻能洞察入微，看透這些小人陰險狡詐的本性。
人無完人，司馬遷并不避諱管仲的缺點。比如他和鮑叔經商常給自己多分財利，成為宰相后“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三歸：建筑華麗的臺，或三姓女子，或三處家庭、采邑、府庫等。反坫(ｄｉàｎ)：堂屋兩柱間放置供祭祀、宴會所有禮器和酒的土臺。按“禮”，只有諸侯才能設有三歸和反坫）管仲是大夫，僭越禮制是有罪的，雖然人們因為他的功勞大而并不認為他奢侈，但是司馬遷卻說“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認為他器量狹小。這些事例反映了他的另一面--自私貪婪、尚奢華的人性弱點。但總起來看，管仲既有超人的智慧和才干，又有一般人身上的缺點，但瑕不掩瑜。也正因為司馬遷本著“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才把人物塑造得真實自然，有血有肉，個性鮮明，讓讀者感到，英雄雖然高大，但離我們并不遙遠。
萬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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