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容忍是自由的基礎，卻也要以告別奴才為基礎。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一切人的自由
羅志田
書桌上放著臺北胡適紀念館的臺歷，承蒙館長惠贈，然而到2011年3月才經受托者輾轉寄來。當時打開3月份那一頁，在胡適照片的旁邊，是他有名的題辭：“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那當然是針對著特定的時代。胡適在公開的文字中說“容忍”，早年主要針對社會，常與“研究的態度”并言，特別強調對不同思想觀念的態度；大約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則更多針對政治，轉為常與“自由”并言；再到晚年，他正式以《容忍與自由》為題撰文，卻又有些回到早期的主張，側重的是社會對異端思想的態度。
在胡適的記憶中，“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見解來自他以前的老師布爾（George Burr）教授。不過，在他的日記里，當年布爾教授說的似乎是容忍比反抗（rebellion）更重要。那次談話的背景是“科學和神學之戰”，布爾教授顯然認為雙方的斗爭性太強，故不能相互容忍。日記所述甚簡，不排除他們也討論了兩者與自由的關系。對于認為“不自由毋寧死”的人來說，反抗即是自由的基礎；然而若雙方能相互體諒容忍，或許反抗就沒有必要了。
這里的一個關鍵，在于到底是針對社會還是針對政治而言--如果是社會上思想觀念之間的競爭，則正如胡適所說：容忍是自由的基礎；倘若涉及到權勢所在的政治，尤其在強弱之勢分明的時候，則或當如殷海光所言，由于歷史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故今人應提倡有權有勢者去容忍無權無勢者的批評。
根據胡頌平的記載，胡適晚年在憶及布爾教授的說法后沒幾天，曾解釋孔子“六十而耳順”一語說，“耳順”含有容忍的意思。即人到了六十歲，聽到人家的逆耳之言，也有容忍的涵養，就沒有什么是“逆耳”的了。這樣看來，胡適那時針對的更多仍是思想觀念的競爭。他自己在七十之年還說出“寧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話，頗與孔子所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意思相通。倘能寧愿不自由，又有何事不是從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會逾越什么規矩了。
胡適那時領悟到，“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然而，“若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他對自己少年時不能容忍對立面的思想，略有悔意，打算“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在他看來，“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很多人正是“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
這類話曾引起殷海光等人的不滿，其實更多是一種思想通達之后的涵容。胡適是個現代自由主義者，而現代自由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帶些粉紅的顏色，與強調政府功能的社會主義有些異曲同工。胡適終生堅持著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但他也曾長期向往有計劃的政治，恐怕對計劃經濟也是贊同多于反對。
若從容忍諒解的態度看去，西方各種競爭的主義之間，本有一些相通之處。
胡適晚年說過，中西文藝復興有一極相似之點，“那便是對人類一種解放的要求--把個人從傳統的舊風俗、舊思想和舊行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看起來非常像《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在反傳統以求解放這一點上，五四新文化人與19世紀以來歐洲的思想激進者，可謂兩心相通。
我們也不要忘了，胡適并不否認自由是要爭取的。他曾對年輕人說：“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容忍的度量，或許也不是奴才所能具有的。套用胡適的話：容忍要以告別奴才為基礎。
在擔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時，胡適曾認真批讀上海解放社1950年出版的《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不知他是否也曾像留學時的陳寅恪一樣讀過馬克思的著作。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為共產主義社會下過一個簡短的界定--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
是否可以說：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一切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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