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中國銀行私人銀行與胡潤研究院近日聯合發布《2011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報告顯示，中國高凈值人群中擁有海外資產的已經達到三分之一，同時，有14%的高凈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請移民當中，還有近一半在考慮移民。其中，子女教育是這部分高凈值人群進行海外投資的最主要目的，有一半將因為子女教育而進行海外投資。（廣州日報10月31日）
在2006年美國一家非盈利教育出版機構進行的調查中，比爾.蓋茨當選為近10年來美國教育界最有影響力的人。同時，在對教育界最有影響的組織中，美國國會名列第一，教育部第二，蓋茨夫婦基金會列第三位。在美國教育界最有影響力的人榜單中，還有多位企業家的身影。據媒體報道，比爾.蓋茨在美國高校教育問題上的引人關注始于他2005年2月在全國州長協會上的一次演講，當時他說：“美國的高校教育太過時了。”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優秀教學全國學會執行主任道格拉斯.沃德表示說：這個演講連同蓋茨夫婦基金會在高校的投資，極大低影響了美國的教育實踐、政策和研究。他在一份電子郵件中說：“全國的州長們揭開了高校改革的帷幕，這也極大地推動了聯邦范圍內對改進高校教育的再次關注。”
相比比爾.蓋茨一邊批評美國教育，一邊投資教育力推美國教育改革，我國的富豪們為子女教育而進行海外投資，完全是另一種景象。一種說法是，這是受教育者以腳投票來選擇教育，最終會倒逼我國教育進行改革，不然，越來越多的人會流向海外，而隨著人的流動，資金也隨之流出。
如果這能倒逼出教育改革，倒是值得慶幸的--好在除了國內教育，現在全球教育越來越開放，給了受教育者及其家庭體制外的教育選擇，但從目前教育發展的各種跡象看，倒逼機制很難行得通，反過來，在教育部門和學校看來，體制內的教改壓力反而隨著國際教育的開放，有所減少，改革的壓力與動力更加不足。
越來越多的人，包括富豪選擇讓子女到海外求學，無疑傳遞對國內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失望。筆者注意到，此前，還有很多聲音關注并批評國內教育改革，而現在，關注和批評的群體卻在減少，究其原因是，既然教育改變不了，就讓孩子出國吧，而一旦做出出國的選擇之后，也就不在意這一教育能不能變化了。所謂與其與其糾纏，不如一刀兩斷。近年來，各地國際班如雨后春筍冒出，出國留學的數量也以每年20%的增幅遞增，這其中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對國內教育改革沒有信心。
這種失望情緒，對教改的打擊是十分沉重的。不管從哪個角度說，公眾對教改的關注與參與，是推動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對于富豪、企業家來說，他們如果能對教育改革發出自己的聲音（畢竟除了自己的孩子求學之外，企業也要招募大量人才），同時，積極介入、推動教育改革、發展，總會對目前的教改產生一定的推動作用，而現在他們隨子女出國留學而移民、投資海外，就把自己置于國內教育體制之外，既不發聲，也不介入推動，教育改革就失去了重要的力量。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教育部門和學校，對日益升溫的出國留學，并沒有引起關注，以此反思國內考試制度和大學教育質量，反而，卻持有另一種觀點：不要埋怨現在的國內教育，有本事者可以選擇出國留學，再說現在出國留學這么容易。甚至有教育官員稱，國內學生不是沒有選擇空間，出國留學不是給了他們選擇嗎？這樣一來，沒有倒逼出教育改革，卻增加了教育部門和學校堅持原有教育模式的“底氣”。
我國教育改革的話語權和主導權，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門和少數比較牛的學校，而他們并不會感受到教改的緊迫性，以國內受教育者人數看，出國留學者就是每年翻番，也不過四五十萬，相對八九百萬考生，這只是零頭；就是存在生源危機，也不會影響到目前處于一本、二本階段錄取的985高校、211高校和公辦高校，因生源問題而倒閉的，會是民辦院校，而這不正是看不慣民辦學校發展的一些教育官員所樂見的嗎？再就是，他們自己的孩子，也因家庭有條件，或早已選擇出國留學，因此，對于教育來說，能守住自身的權力和利益最重要，能不能辦好，并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
依照這樣的趨勢，出國留學升溫是自然的，越來越多富裕人家送孩子出國留學，也是必然。而我國教育，不是融入高度競爭的國際教育環境，而會在低水平中折騰，這很可能形成一種教育二元（國內與海外）格局，深遠影響我國的人才培養和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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