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生命中最后的男人駱賓基
駱賓基于1981年春題贈潘耀明（彥火）的書法，寫的是“鳥”這個字的演變過程。駱賓基是研究金文的專家。
蕭紅生命中的最后的一個男人是駱賓基，他較蕭軍和端木蕻良年輕。
時年二十五歲的駱賓基于1941年秋從內地到香港，大約十月間，去九龍樂道探望蕭紅，這是他們的初次見面。
蕭紅臨逝世前，駱賓基在病榻邊伴隨她四十四天。駱賓基后來在《蕭紅小傳》，曾巨細無遺地記錄了與蕭紅相處的日子，成為后人研究蕭紅的重要史料。
我曾以書信形式，探詢駱賓基關于他與蕭紅交往的內情。駱賓基對此，作了十分詳細的答復。
駱賓基在覆信中說：“12月8日，太平洋（行情,資金,股吧,問診）戰爭爆發，當天一早（在日本轟炸機開始轟炸的三十分鐘之內）我就先去看她，原想商議一起躲到農村，即九龍郊區去避難，這樣就必須先協助她，安排她去農村住下來之后，我才能再回到自己的寓所去取手稿及衣物等，以相就為鄰，有個照應。豈知去后未能脫身，直讓送她到香港半山的住宅區，又轉銅鑼灣，三移思豪大酒店，那已是次日的傍晚了。在樂道，我本答應蕭（彥火按：指蕭軍），一定把她安置妥當以后再離開，而且也被她的同居者（彥火按：指端木蕻良，下同） 懇托一助，但我卻怎么也想不到一到思豪大酒店，蕭紅的同居人竟不辭而別了。《大公報》記者楊剛來訪蕭紅之后，蕭對我說，T（彥火按：指端木蕻良，下同）隨人走了，不再來了！于是作為與病人共患難同生死的護理者的責任就不容推辭地落在我的肩上了。此后朝夕相處四十天，而那個T君則在我走后的第三十四天又不告而來了（距蕭紅逝世僅僅還有十天），并把行李帶到養和醫院，說是要陪我護理病人。”
當然這是駱賓基的版本。駱賓基在《蕭紅小傳》行文中，對T君多有貶意，相反對蕭軍評價是相對正面的。
駱賓基在給我的復信中，進一步表示：“問題是早已經在太平洋戰爭開始之次日（1941年12月9日），蕭進入思豪大酒店之夜開始，直到四十四天之后逝于圣士提反臨時醫務站，蕭紅是獨身一人，再也沒有什么‘終身伴侶’之類的人物在這世界上存在著了。蕭紅與T的同居關系隨著戰爭的爆發而在這天就宣告解除了（駱與蕭只是文藝戰線上的同時代人的戰友關系、道義關系而親切如姊弟）。這是歷史的真實，是不容以偽善代替的。矛盾本質，就在這里。”
按駱賓基的說法，他在戰亂中與蕭紅廝守四十四天，“譜寫著純真深摯、為俗人永遠不得理解的文壇佳話。”蕭紅在炮彈聲中的病榻上，曾向他表示過：“我們死在一起好了！”這段感情，雖短暫，卻深刻，并促使駱賓基后來寫了單行本《蕭紅小傳》。
1942年元月22日中午12點，蕭紅飲恨而逝，只有三十一歲，臨死前已經不能言語。蕭紅在自己的版權遺囑里面，作了這樣的安排：散文集《商市街》歸弟弟，小說《生死場》歸蕭軍，《呼蘭河傳》歸駱賓基。反而蕭紅的丈夫端木蕻良，什么全沒有。蕭紅辭世之時，端木蕻良和駱賓基全都在場。他們一齊埋葬了蕭紅，然后一塊逃難到了廣西桂林。他們打過一架之后，駱賓基曾經拿出蕭紅生前寫的一張紙條，給蕭紅嫁的這個男人看。
端木對外間議論他與蕭紅感情，基本上保持緘默的態度。倒是端木的家人，包括他的侄子、一些學者和夫人鐘耀群都曾撰文為他辯護。以下是為端木翻案的另一版本--
當年蕭紅進入圣士提反臨時醫務站動手術之前，蕭紅就與端木蕻良交代了后事。一是要端木蕻良保護她的作品，將來不要讓人隨意刪改她的作品，版權都由端木負責。她親筆立一個字據，被端木蕻良當面撕掉了。他認為自己是她的丈夫，妻子的版權理應由丈夫繼承，而且突然立個字據豈不是表明蕭紅不久于人世嗎？不該讓她落下死亡的陰影。二是，蕭紅多年前就談過，她若死了，想埋在魯迅先生的墓旁。那是她的恩師，沒有魯迅，沒有自己的今天。端木蕻良完全尊重她的選擇，只要將來條件允許。那么眼前呢？蕭紅提出，把自己埋在一個風景區，要面向大海，要用白色的綢子包裹自己。第三件事，是要端木蕻良答應，將來有條件時，一定要去哈爾濱，把她與汪恩甲生的孩子尋找回來。第四件事，是如何酬謝駱賓基，人家畢竟是個外人，肯留下來實屬不易，為此她與端木蕻良商量多次。后來蕭紅提出，駱賓基是為自己留下的，不如把自己某本書的版稅贈送他更有意義些，例如再版的《生死場》。端木蕻良則認為，《生死場》已再版多次，篇幅又不大，加起來版稅不會有多少，不如把《呼蘭河傳》將來出書的版稅送他，這是本新書，再版機會多，篇幅也長。蕭紅同意了，于是把駱賓基找來，當面告訴了他。
這件長期懸疑的文壇公案，當事者各執一詞，孰真孰假只有長眠地下的蕭紅曉得。她生命中關系邇密的三個男人已先后逝世了，他們在泉下相信也有一番激烈的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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