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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集外集》雜文集:《音樂》
引導語：魯迅的《集外集》雜文集，大家了解多少?下面是其中的《音樂》原文，歡迎大家閱讀了解。
“音樂”?〔1〕
夜里睡不著，又計畫著明天吃辣子雞，又怕和前回吃過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樣，愈加睡不著了。坐起來點燈看《語絲》，不幸就看見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談〔2〕，——不，“都是音樂”，是聽到了音樂先生的音樂：“……我不僅會聽有音的樂，我也會聽無音的樂(其實也有音就是你聽不見)，我直認我是一個甘脆的Mys-tic〔3〕。我深信……”
此后還有什么什么“都是音樂”云云，云云云云〔4〕。總之：“你聽不著就該怨你自己的耳輪太笨或是皮粗”!
我這時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確并不滑;再一摸耳輪，卻摸不出笨也與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竟不是我的皮，還能聽到什么莊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籟地籟和人籟〔5〕。但是，我的心還不死，再聽罷，仍然沒有，——阿，仿佛有了，像是電影廣告的軍樂。呸!錯了。這是“絕妙的音樂”么?再聽罷，沒……唔，音樂，似乎有了：
“……慈悲而殘忍的金蒼蠅，展開馥郁的安琪兒的黃翅，，頡利，彌縛諦彌諦，從荊芥蘿卜玎琤oe洋的彤海里起來。Br-rrrtatatatahital無終始的金剛石天堂的嬌裊鬼茱萸，蘸著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藍血，將翠綠的懺悔寫在腐爛的鸚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
咄!吁，我將死矣!婀娜漣漪的天狼的香而穢惡的光明的利鏃，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艷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禿頭，一匹黯黮歡愉的瘦螳螂飛去了。哈，我不死矣!無終……”〔6〕
危險，我又疑心我發(fā)熱了，發(fā)昏了，立刻自省，即知道又不然。這不過是一面想吃辣子雞，一面自己胡說八道;如果是發(fā)熱發(fā)昏而聽到的音樂，一定還要神妙些。并且其實連電影廣告的軍樂也沒有聽到，倘說是幻覺，大概也不過自欺之談，還要給粗皮來粉飾的妄想。我不幸終于難免成為一個苦韌的非Mystic了，怨誰呢。只能恭頌志摩先生的福氣大，能聽到這許多“絕妙的音樂”而已。但倘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將這位先生“送進瘋人院”去，我可要拚命反對，盡力呼冤的，——雖然將音樂送進音樂里去，從甘脆的.Mystic看來，并不算什么一回事。
然而音樂又何等好聽呵，音樂呀!再來聽一聽罷，可惜而且可恨，在檐下已有麻雀兒叫起來了。
咦，玲瓏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兒呵，你總依然是不管甚么地方都飛到，而且照例來唧唧啾啾地叫，輕飄飄地跳么?然而這也是音樂呀，只能怨自己的皮粗。
只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悚的怪鴟的真的惡聲在那里!?
【注解】
〔1〕本篇最初發(fā)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語絲》周刊第五期。
〔2〕徐志摩的神秘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語絲》周刊第三期刊登了徐志摩譯的法國波德萊爾《惡之華》詩集中《死尸》一詩，詩前有徐志摩的長篇議論，宣揚“詩的真妙處不在他的字義里，卻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節(jié)里;他刺戟著也不是你的皮膚(那本來就太粗太厚!)卻是你自己一樣不可捉摸的魂靈”等神秘主義的文藝論。
〔3〕Mystic英語：神秘主義者。
〔4〕“都是音樂”徐志摩在譯詩前的議論中說：“我深信宇宙的底質，人生的底質，一切有形的事物與無形的思想的底質——只是音樂，絕妙的音樂。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鴨，樹林里冒的煙，朋友的信，戰(zhàn)場上的炮，墳堆里的鬼，巷口那只石子，我昨夜的夢，……無一不是音樂。你就把我送進瘋人院去，我還是咬定牙齦認賬的。是的，都是音樂——莊周說的天籟地籟人籟;全是的。你聽不著就該怨你自己的耳輪太笨，或是皮粗，別怨我。”
〔5〕莊周(約前369—286)戰(zhàn)國宋國人，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天籟地籟和人籟，見《莊子·齊物論》：“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6〕“慈悲而殘忍的金蒼蠅”一段話，是魯迅為諷刺徐志摩的神秘主義論調和譯詩而編造的。
魯迅雜文集名稱的由來
在魯迅先生一生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雜文占據(jù)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那風雨如晦的黑暗社會里，他用一支犀利的筆，共創(chuàng)作了700多篇雜文，編為16個集子，這些雜文，“如匕首，似投槍”，在對敵斗爭中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魯迅作品集子的名稱，或比喻，或反語，或引用，或拆字，詼諧風趣，精辟深沉，如同那些雜文一樣，有著豐富的內涵，它折射出作者的生活、心境及時代的風貌，充分體現(xiàn)了魯迅先生高超的命名藝術。 《熱風》(1918年——1924年)1925年編定,收入雜文41篇。對于集名,魯迅曾解釋說:
《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1925年——1926年)分別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編定,收入雜文31篇、32篇。舊時迷信說法,將人的運氣好壞稱為
《墳》(1907年——1925年)1926年10月編定,收入雜文23篇,魯迅早期雜文多收其中。為什么取下這樣一個看起來很晦氣的集名?魯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釋道:
總不能絕無眷戀”，命名為《墳》也是一種“取巧的掩飾”。
《而已集》(1926年——1927年):1928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27年創(chuàng)作的雜文29篇,附1926年創(chuàng)作的雜文1篇。當時正處于白色恐怖時期，如1926 年的“三·一八”慘案。面對反動軍閥大肆屠殺革命黨人和進步人士，先生既憤恨，又無能為力，先生憤然命筆,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三閑集》(1927年——1929年):1932年4月編定,收雜文34篇。《三閑集》的命名脫胎于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文學論爭。1928年,就
《二心集》(1930年——1931年):1932年4月編定,收入雜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刊載了署名
《偽自由書》(1933年1月——1933年5月)1933年7月編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創(chuàng)作的雜文43篇。本集中的雜文均發(fā)表于《申報》副刊《自由談》。魯迅尖銳指出：“《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是一句反話。
《南腔北調集》(1932年——1933年):1932年2月編定,收入雜文51篇。當時上海有一署名
《準風月談》(1933年6月——1933年11月)1934年10月編定,收雜文64篇。
《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1934年——1936年)1935年12月編定,兩本雜文集分別收雜文36篇和48篇。先生在《序言》末云：“記于上海且介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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