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教學須“兩重視一并舉”
山東省王慶鋒老師在《中學語文教學》１９９７年４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文言文教學要做到兩重視一舍棄》，其觀點是：“重視誦讀教學和積累教學，舍棄對篇章結構及寫法技巧等方面的分析”。重視誦讀教學和積累教學，固然正確，但一概舍棄篇章結構及寫作技巧的分析，這個說法欠妥當，也欠科學。所以，筆者換了個說法，叫做“兩重視一并舉”，也就是說，既重視誦讀教學和積累教學，也要顧及篇章結構和寫法技巧，即所謂“并舉”。
為什么要“并舉”呢？
一、錢夢龍先生說得非常好，“經過千百年時間淘洗而流傳下來的一些膾炙人口的文言文（包括古詩歌）是詩文中的極品，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精華……這些作者千錘百煉的語言，斐然可觀的文采，匠心經營的章法，也都足以垂范后世。”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是如果我們這些語文教師，這些“精華”的傳播者，不管三七二十一，對文言文的篇章結構和技巧等方面的分析，統統來個“舍棄”，那不就等于有意識的拋棄了一部分“精華”嗎？（也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精華）如果我這樣做了，我會覺得有愧于教師的職責，也有愧于我們民族偉大的歷史。
愛好文學的人幾乎出口成誦的全是古詩文，沒有多少人對現代詩文有如此熾熱的愛。讀過《岳陽樓記》《小石潭記》《醉翁亭記》等膾炙人口的名篇，再去讀一些現代散文，你會立刻覺得索然寡味。同樣學生也有這樣的偏愛，一次我同時推薦給學生兩篇寫荷花的文章，一古一今，幾乎大部分同學都背誦下古文，仿寫的也是古文。人們的熱愛，正說明這些古詩文的優秀、精粹。而選進教材中的文言文更是精華中的精華，而且篇目已是少之又少了，如果再輕視一些，那會是我們語文教學的多大損失呢？更無法談及對優秀文化遺產的繼承和發揚了。如果說非有一定的“舍棄”不可，倒不如舍棄教材中一些現代文里那些不典型不精華的篇章結構和技巧的分析，對于能選進教材的少量的文言文篇目一定要珍視才是。
二、不舍棄，不等于全部拿來面面俱到的.講，我所主張的“并舉”，是要根據教學大綱、教學目標和篇章特點，各取所需，有所側重的講。古人說得好，寫文章乃要“文無定法，章無定規”，那么教文章就不可以“章無定法，文無定規”了嗎？任何一位老教師都會有這種體驗，課文分析正如《簡筆和繁筆》里說的那樣，需要時，洋洋灑灑，酣暢淋漓，“用墨如潑，汩汩滔滔，雖十、百、千字亦在所不惜”，求其“窮形盡相”。不需要時，“惜墨如金，力求數字乃一字傳神”。這里的靈活自如，不僅是在常年教學實踐中熬出來的，也是教學重點、篇章特點所制約的。如果不顧及這個前提，千篇一律都來個“舍棄”，至少也有形而上學的教條之嫌吧！
比如，我在教《過秦論》時就抓住了語言的特點，以其為重點，背誦、分析、總結，又以其為樣板，仿寫作文。我們都知道，賈誼不僅是政論家，又是辭賦家。所以他的論文語言也帶有辭賦的特點，極力的鋪張渲染，排比夸張，氣勢恢宏，雄論滔滔，層層推進，給人以汪洋恣肆、氣勢磅礴之感。這個特點不要說今天看不到了，就是文言文里也少見哪。更何況，我們學生的語言極需提高，語言平平，不善駕馭修辭，既欠飽滿的感情，又欠感人的力量。所以我便抓住這篇文章的語言特點大講特講，學習模仿，果然不負所望，學生的語言水平有了較大的改觀。試想，如果“舍棄”了那不實在可惜嗎？
又如《勸學》一課，二十多個比喻，運用得非常巧妙，不僅生動有趣，而且文章論證力極強，極有說服力，可以說是比喻論證之最了。正因為有如此難得的良機，我們便一邊背誦，一邊分析其比喻論證的運用。后來，同學文章里也常常見到恰到好處的比喻論證。如果像王慶鋒老師說的那樣“舍棄”，那么現代議論文中，還有哪篇的比喻論證有《勸學》那么典型呢？
還比如說，《鴻門宴》《赤壁之戰》《信陵君竊符救趙》等文言文，故事情節緊張，結構特點鮮明，人物塑造得生動形象，比現代文某些篇章典型，突出，有學頭，為什么要“舍棄”呢？
總之，一律冠之以“舍棄”實在不妥，不科學，也不合理。文言文到底怎么教，哪篇文章怎么處理，不必先有個框框，只要有理，干就是了。至于本文所言“兩重視一并舉”，也只不過是根據我們的教學實踐，對王慶鋒老師的觀點有所醒悟罷了，面對全國語文界的行家里手以及卓有建樹的前輩們，這恐怕只是“管窺之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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