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極勝利》觀后感
遇到災難，我們可以質問上帝在哪里嗎？可那些曾經祈禱的人只會說，“只要奧斯維辛存在，就不會有上帝”，奧斯維辛集中營幸存者皮喬夫斯基這樣回憶說。集中營是戰爭與政治結合的產物，像是魔鬼的孩子，將那些持不同政見的人或某一特定種族置于股掌之間，試圖用不可見光的黑暗隱藏一切邪惡與病態。侵略者就這樣掌控著受難者的自由，消磨著他們的意志，并毫不留情地奪走他們的生命與信仰，但集中營試圖掩蓋的那些罪惡扭曲人性，在善良與正義的人性光輝照耀下，仍無可逃遁。
軍國主義與人心善惡人性的光輝在集中營閃亮
托爾斯泰說，“人都有兩面性，一個野獸的本性的我和一個人性的我”。人性本善，沒有誰生來就是魔鬼，或許是瘟疫般的戰爭與直面死亡的恐懼喚起了人內心邪惡的野獸的本性，正如日本軍殘暴的侵略。《終極勝利》并沒有像《辛德勒的名單》那樣，將侵略者的暴行與受難者的痛苦赤裸裸地剖開示人，而是像《美麗人生》與《幣制造者》一樣，集中了人性的反思與美好的希冀。
軍國主義的灌輸，使日本軍人在踏進中華大地之前就已經忘卻了自我。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趾高氣昂地沖進教堂，打斷了藥商與護士的婚禮，無視禱告，將所有僑民押進濰縣集中營。分配居所時，日軍指揮官再次將相愛的藥商與護士拆開，并用高于一切的天H思想痛擊每一位質疑的僑民。此時此刻，人性中善的一面已經麻木。得知奧運冠軍李愛銳身在營中，日軍司令想用一場不公平的比賽，來證明自己的民族優越感。有僑民禁不住日軍的折磨求徐牛幫忙逃跑，然而受牽連的營中其他僑民，則被關押在地籠，任風吹雨淋太陽曬，直至奄奄一息。就在最后日本投降時刻，濰縣集中營的日軍還在逃避現實，將撞鐘的孩子擊斃，殘存的一點人性，也在這一刻消散了。
《終極勝利》集中展現了濰縣集中營內日軍與僑民間的對峙，這些留在中華大地上的僑民已經做過人生的選擇，像李愛銳一樣在民族正義面前，舍棄了家庭與財產。李愛銳的崇高信仰體現在天津這20年的教書育人，無論貧窮與富貴家庭中的孩子，都是渴望知識與教育的孩子。遇到受傷的中國人時，李愛銳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闖過戰場去拿救命的藥品。在租界工作的護士，會為與自己毫不相干的病人舍棄珍貴的愛情，因為在她看來拯救生命是比享受愛情更重要的事情。這些生活在中國租界的華僑們，他們尊重珍惜這里的每一個生命，或許這就是托爾斯泰說的“人性的我”吧。
《終極勝利》塑造全新國民“人性符號”
影片《終極勝利》里面的中國人也一改[拉貝日記]與[南京南京]中的麻木形象，轉變了在戰爭中的角色與態度，不再是一味的等待救援，而是主動尋求機會去拯救華人華僑。不只是徐牛一人，像徐牛一樣心中有義的游擊隊員和村民，也參與到了這場跨越民族的救援之中，為集中營內的被困華僑偷送食物的藥品，幫助僑民脫離日本人的暴虐。風箏在濰縣集中營的上空盤旋，像一只雄鷹注視著這里的一切，而集中營則成為一個符號，人性的符號。拯救他人生命，其實是在拯救自己的人性，不要讓自己人性中獸的一面將自己吞噬掉，而變成一具行尸走肉，這便是《終極勝利》對人性的終極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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